一

“书标”是成套丛书的标志。早在３０年代，为新文艺事业做出显著贡献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卷帙浩繁的《一角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中篇创作新集》等的里封、环衬或包封上，都印着一帧作为书标的木刻画：一位头戴阔边草帽的农民，在广袤的田野里，边走边抛撒种籽。据赵家璧先生说，这个书标，取之于一帧外国木刻藏书票，稍加改画而取作书标的。这图案，线条流畅，含意深刻，作为文学丛书的标志，可谓珠联璧和，堪称上品，至今仍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果说书籍的“社标”是出版单位出版物性质的标志的话，“书标”则是该套丛书性质的概括性的标志。５０年代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书标设计是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万里长城。近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出版一套散文丛书，书标设计是变形了的振翅飞翔的小鸟，细细玩味，原来鸟身为“Ｓ”形，鸟翅为“Ｗ”

形，正是“散文”二字第一个拼音字母的变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又出过一套精印画册《鲁迅小说连环画》，书标是剪纸风格的水乡景物：带有凉亭的小桥，乌篷小船，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与鲁迅先生小说中的背景正相吻合。四川人民出版社近年在出版《中国漫画家丛书》，设计的书标是一方象形印章，古朴的七个汉字下边，是三行拼音文字，疏密有致，鲜红的篆印在雪白的封底上分外醒目。三联书店近出一种《读书文丛》，封面纯白，用淡雅色调影印作者的手稿，左下角则设计有一位扶地而读得少女，空中是一只翻飞的燕子，书标构成相当简洁，喻意很深，耐人寻味。同新书源源而出的势头相适应，书标也越来越引起出版者的重视了。当然，久违了的书标重回书册，希望一下子就很完美也不现实，引起重视，不断实践，再求完美，爱好读书和藏书的读者一定不会失望过久的。

二

好些年来，绝大部分出版社的出版物上已看不到“社标”了。少见而多怪，有不少中青年读者偶一看到社标，反而视为多事，或者根本不解为何物。其实，作为书籍装帧的一部分，或者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明显标志，“社标”是大可以归来的。

“社标”的设计要简洁、醒目，大概是总的要求；而以书为主体，概括进书店名称的含义，则更属上品。至于“社标”的形式，或单线装饰，或字母变形，或木刻小品，或照片剪辑，那天地更为广阔了。

记得中华书局的社标就是一册精装巨书居中，周围麦穗，丰满华瞻，雍容大度；世界书局的社标是一只祥云环绕的地球；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是一帧小型木刻，一位青年依柱而读，黑白、刀法颇似麦绥莱勒的风格；商务印书馆的“社标”不止一二，但大都构图简括，中间是一个“商”字，外围变了形的“印”字，使人既一目了然，又少不得再动脑筋想一想；开明书店的是一册打开的书，书页上方是半圆的光芒；泥土社的“书标”则画一破土而出的幼芽；新知书店的“社标”只画一只手握举着火炬的剪影。真是标新立异，各擅胜场。

解放后，坚持使用社标的出版社不多。三联书店久负盛名，它们的社标一直出现在它们的出版物上：三位劳动者抡锤挥锄，一枚红星缀于天际，很好地体现了生读书、新知“三联”的特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标上那位持旗跃马而冲锋的战士雕塑，厚重坚实，动感力度给人留下极深印象。近几年，看得出一些出版社开始重视“社标”的设计和使用了，比如群众出版社的社标是一枚民警臂章中间，放着三册打开倒放的书册，组成“众”字图案；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社标是一朵开放的花朵图案，中间是“百花”二字的拼音字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标是两册叠放的大书，组成“Ｓ”字（“Ｓ”是“上”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相当稳定和庄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标是一块方型的油画调色板，变了形的“美”字包含了“上”的拼音字母，图形韵律感很强，正切合了美术出版社的特点。其他还有一些，可惜偶尔见之，不能坚持使用，想来大概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定型的社标罢！

社标似乎是“小技”，而“小技”就易于被忽略。但是要想设计得能够代表出版社的特点也颇不易。更何况要充分利用装帧设计的空间，给读者以美感享受，更为不易。书籍装帧是一个整体，呼吁“社标”归来，当不为多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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