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2-10-11 19:42　　　来源：

　　主持人语：
    城市古建筑的保护不仅仅是文物保护，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保护。即保护古建筑所代表的文化情境和生活方式。
    一条古街可以原样重建，但其中人的活动，一旦破坏，就无法再生。
    胡竣
    
　　美丽的谎言和丑陋的真话

　　陈青洋


    我们的城市身处一个特殊的时代。城市的文化传统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模糊了本来的面目。我们是“谁”？有意无意的追问，使我们对自己城市文化真实身份的确认与标识变得日益迫切。
    “确认”的依据是“历史”；而“标识”就是“建筑”。古建筑，在我们今天的城市里已经是难觅踪迹了——这也正是我们身份可疑的重要原因。于是，我们就有点手忙脚乱地使用快捷的模拟方式想要迎头赶上——建造“古”建筑。
    我们建造假古董是对真古董的追忆，是对历史抽象怀念的具象标志。
    历史，也是审美资源。城市的古建筑，作为城市历史中的“文化文本”，它积淀了时间的审美价值。而重建古建筑，就是重新利用这一重要而极具价值的资源。
    重建古建筑，就是重新登记城市的身份，并颁发真实的身份证。它让我们在这里亲眼目睹“历史”，亲身经历“历史”。
    重建古建筑，并不是无奈之下的“聊胜于无”。而是我们因审美的驱动再一次重视自己的历史。因审美而重新看到了历史的价值——尽管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审美借口下的经济价值。
    但是问题也来了。这些假古董在最初受到短暂喝彩之后，马上变成了众矢之的。而且，由于攻击它们已成为很多攻击者在一些场合用来标志自己的学识与高雅的“秀”，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时尚，所以，它们更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背上了黑锅，大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势。
    但是，我想，这大概并不是一个“审美”的问题。要不，怎么没有听到有人说真古董丑的。其实，真假与美丑并没有关系。真古董也大有丑陋不堪的在。问题是，你如果攻击了真古董，那么，在绝大部分人眼里，你就不是高雅一族了。而对于很多人来说，高雅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些都是聪明人，他们明白，在自己找不到北的时候，跟着高雅走就是了，这既方便也保准不会搞错。
    而在真正的古董市场上，人们的价值判断是随行就市的。这是一种生意，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了另一种对于真假与美丑的判断。可能也是更少装腔作势的姿态。在这里，不由分说的是铁面无私的价格。一件后代仿前代的精美的假古董，就会比前代同期的丑陋的真古董更值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含量”与“技术——审美含量”的比值。但因为在今天，“历史”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它的价值也是以一当许许多多的。
    一句“谎言”，只要是“真心”的，只要是“动机善良”的，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又是“美丽”的，它能让我们的生活更美丽，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欢迎它呢。而一句“陈年”的“真话”，因为它的“陈年”，也因为它是“真话”，那么，尽管它是“丑陋”的，我们也在“陈”与“真”中看到了美。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一个文化还债的时代
    □吴武林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段这样的叙述：“1966年8月23日，北京成贤街孔庙里，火光映红了天：成千上万册古今中外各类书籍被当众焚烧，以老舍为首的上百名中国作家被驱赶在烈火边熏烤，受到残酷批斗，围观的‘看客’人山人海。”从此，在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以“破四旧”为名义的文化破坏活动，大量的文化古迹、人文景观被毁于锤子、铲子、炸药、愚昧和狂热的下面。这种非理性的破坏行为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历史上这样的行为很多，但没有一次像这样集中、疯狂和血腥。笔者家乡——江西临川的汤显祖墓和牡丹亭就毁在“破四旧”的炸药之下。八十年代，只能另外选址重建汤显祖墓和牡丹亭。但汤显祖墓不是那个墓，牡丹亭不是那座亭。用激进的文化批判者的话来讲，这是假古董。
    时间到了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先是八十年代出现了激进的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后是九十年代出现了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但与这些书生式的争论不同，在各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兴建了一批批新景点的文化现象。一些地方，为了经济效益，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恢复和修建曾经被毁的文化古迹。和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意识形态主导行动的现象不同，到了八九十年代，经济利益和市场行为主导了人们这种“假古董”和“新景观”的热潮。应该说，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然而这种现象被大多的文化批判者批判为是在重复投资，浪费金钱制造假古董。当我看到北京的新景点——大观园络绎不绝的游人时，我想，这种“假古董”和“新景点”现象真像人们批判得那么简单吗？
    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还债行为，既还祖先的债，更还子孙的债。远的不说，仅从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古城墙被拆毁算起，更不用说“破四旧”这种文化自虐，我们不知欠了祖先和子孙多少文化债！这也是一场不自觉的文化自我修复的行为（不是运动）。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一段话：“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这段话给我们这样几点启示：
    文化古迹、人文景观的修复和新文化景观的兴建是与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政治状况、经济背景、文化需求、思想感情、流行趣味、时尚潮流及时代精神有密切关系的。要充分理解时下出现的这种文化现象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形成，我们处在文化的自我调试、恢复时期，有不足，有浮躁，有粗陋，但主流是进步的。
    文化古迹、人文景观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任何文化古迹、人文景观都是发展的，都会带有时代的烙印。岳阳楼的范仲淹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当代”建筑，文化符号也有当时的“当代性”。如果按照激进的文化批判者的思维，“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是否也算是“假古董”呢？我们大可不必忌讳时下出现的“假古董”和“新景观”的“假”和“新”。
    文化古迹、人文景观的价值的积淀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文化的提升。滕子京和范仲淹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岳阳楼，我们丝毫也不会怀疑岳阳楼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建筑，也丝毫不会怀疑这是一个古迹。不可否认，当下一些新景点和仿古建筑存在着粗糙甚至丑陋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情况，就否定了这种不自觉的还债行为。
    “假古董”和“新景观”等文化现象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国际现代建筑会议（CIAM）通过的《目标宣言》中所确认的：“我们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关于经济方面的：经济是我们的物质基础之一。现代建筑观念将建筑现象同总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只有在现在这样繁荣的经济背景下，引入市场经济的运作，既靠政府拨款，也靠公司投资，共同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规整和调试，对现在这种商业性的文化热情在功能、技术、艺术等方面进行引导，会使这种文化现象得以提升，使不自觉的文化自我调试和恢复变为自觉行为。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一定时间的文化积累，后人会把这些“假古董”看作“真古董”。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文化还债和文化自我修复和调试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

　　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刘晓璐

　　最近，广州好像突然对文物迸发出空前的兴趣，对文物的真假也较起真儿来，三个月里，知道的、有来头的就有两起。
    先是去年12月初，以著名古建筑学家杨鸿勋为首的一大批考古、文博、地质地貌以及造船学方面的知名专家，突然云集羊城，对已有近二十年盛名的“秦汉造船遗址”发难，说广州中山四路1970年发掘的那成排的木桩子不是造船场，而是南赵国的宫殿基址。而以麦应豪为首的组织或参与过当年发掘及论证工作的本地专家，则奋起力保“原判”。双方的“真伪研讨会”热热闹闹地开了两天。其间不乏火热场面。
    接着就是前一阵子传出关于“海珠石”是真是假的争论。这块著名却无人知晓的石头，是去年初开建排水管道时，在沿江西路新堤一横路至新堤二横路之间发掘出来的。据说是1931年修筑沿江西路时被埋置于地下的。当时广州各大媒体援引广州市政府名城保护办公室的话说“该遗址可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相媲美！”它不仅是古广州最重要的自然人文景观，而且是珠江变迁、羊城变化的一个重要见证。
    两件事情的起因不同中又见同。前一件是打从它重见天日之时，就一直有争论，去年是两派针锋相对的最高潮，组织者称要为市政建设提供正确依据，以免落人笑柄。因为，此前有人建议建立造船遗址博物馆。而后一件，则是因为发现后，原先的工程要改道，据说还有一个什么房地产也因此不能开发，也就有了质疑：海珠石还在吗？当年建路的时候给毁了吧？不要蒙受无为的损失。
    结果呢？前一件仍是悬而未决，因为历来正史对广州的记述都少得可怜，尤其是先秦时期，所以各自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是学术界的常有的结果。而后一件呢？广州历代的地方志里，都每每提及。据载，宋代石头上建有慈度寺，以“珠江秋月”列入宋代的“羊城八景”。到了明代石头上建的是文溪祠，以“珠海晴澜”位列明代的“羊城八景”。在清同治年间还在石头上建过炮台。1928年开辟海珠公园时，石头还在。按说假不了。于是，在去年9月市政府关于海珠石的保护开发方案出台，又引起一轮争论后，上月终于从越秀区传出消息说，将在“海珠石”遗址上面用透明的钢化玻璃铺砌人行道。最新方案比之去年的下沉式台阶状观赏区、“广州市水陆变迁”的主题壁雕等蓝图来，规模好像小了几圈。
    本来，这类的争论，纯属学术界小圈子里的私事，可因为广州最近极想为自己塑一副有文化低蕴的金身，也就都显得格外兴师动众，成了全城的公事。这当然是件大好事。
    可讨论之后呢？一切好像如常：搞考古的天天在为拖欠的考古经费发愁、为某公司违规基建毁了文物而诉苦。搞博物馆的在为地盘太小、仓库太差、没钱给旅行社高回扣、没钱搞宣传推广、没钱建新馆而叫苦不迭。于是我们发现广州人引以为豪的仍然是商业、饮食，而不像上海人那样带外地好友逛博物馆和图书馆。看来讨论仍然跳不出学术的圈子。
    而我们引以为豪的北京路呢？在一轮“穿衣戴帽”后，花枝招展地像刚建好的“仿古建筑”。只有极少数的本地人才知道它们其实有着上百年的历史。类似的改造，在国内其他城市也是“家常菜”。更要命的是什么汉城、秦街，毫无根据地建了，不沦不类地招人笑。
    由此看来，广州对文物的真假倒敏感地颇有些远见了。当然，不愿花钱修假的固然好，假如能不把真的修假了、把真的大张旗鼓地保护好，也许会更好很多吧。

　　仿古不是仿古
    □陈侗

　　首先，我得声明，无论从哪一方面，我都是建筑的外行。虽然艺术和建筑有那么点关系，但建筑所涉及的问题显然更为庞杂，它是政治、权力、经济、历史、道德、审美、科学、技术、功能、社群……的综合体现，对建筑进行考察必须有慎密的调查、取证、分析。当然无论内行还是外行，观看建筑总是第一位的，而且就是在这一点上，艺术家和建筑学家才感到了“所见略同”。
    我反对仿古吗？是的。也许，不。坦率地说，在实用的意义上，我并不一概地反对仿古。我现在用来写字的这张桌子，其实就是仿古的，它是仿照某种古典的样式，用古典的结构方式和取材方式，通过可能属于现代的工业技术生产出来的一件“新家具”。我是在证实了它完全没有采用合成材料，既没有钉子也没有螺丝的情况下才下决心购买它的，我可以确信它的寿命比现代样式的桌子要长，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我选择它的真正理由。为什么我不选择一张经过翻新的真正的古典的桌子？也许太贵。不。我并不希望自己是在一张别人曾用过的桌子前工作。如果这张经过翻新的桌子不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哪怕它曾经属于某个著名的作家，我也有理由在感情上拒绝它。
    仿古建筑的情况大致上和我的这张桌子相似。我喜欢一张仿古书桌，也愿意在一幢仿古建筑内生活。为什么不？它的庭院，它的门窗，它的屋檐和梁柱，如果秉承了古典建筑的一切原则，属于真材实料、慢工细活，我相信它会带给我比生活在一幢现代化建筑内强百倍的感觉。在给朋友的信中我会这样写道：我已经搬离了那套粗俗的现代化公寓，不再和瓷砖、铝合金打交道；眼下的这幢仿古建筑虽然是刚刚建成的，但它完好地再现了过去的建筑风格和工艺水平，几乎不可挑剔……
    我们知道，和毫不费力地买回一件仿古家具相比，关于一幢仿古建筑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建筑古典建筑不仅需要相当多的钱财，还需要有相当考究的工艺，这种工艺甚至是钱财买不来的。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更加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建筑仿古建筑是完全不可能的。湖南的一个偏僻的农村，当地政府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动员了数十户山上的农民在乡政府附近修建一条古建筑街，也就是说，一个和当地风俗传统完全没有关系的旅游景点。远远望去，这条古建筑街已经初具规模，青色的砖墙和白色的缝线与那种浅褐色的土砖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你甚至可以想象，如果整个村寨都这样安排，那该是多么富有诗意的景观。然而，要真正领教什么是我们不得不批判的“仿古建筑”，还得走近去看。首先，因为当地土质并不适合生产青砖，所谓的青色砖墙就只能是用水泥为红砖染色，有的地方更是直接地用水泥预制件代替。从远处看到的那些白色的缝线，并非码砌时自然形成的，而是事后用毛笔蘸上白色涂料画上去的，描画的粗糙让人怀疑这些墙砖的仿古效果是否已经完成。走进室内，你会发现，所谓的“仿古”只是一种外部形式，室内完全承袭了农村新居的普遍爱好，没有天井，没有东厢房西厢房，只有那种屈从于实用需要的间隔；地面是水泥的，当然很快就会铺上瓷砖；门框加上了门套，和城市流行的样式绝无分别；惟一显得有些符合古建筑原则的可能是门窗，它用原木制成，上面装饰有花格，可是仔细打量，你会发现这些门窗大概挨不过今冬明春，由于木质较差，很多门框和窗框已经弯曲变形了，至于它们和墙体附着时的那种关系，你可以说，充其量只达到建筑工地简易房屋的工艺水平。
    值得让人思考的是，像这样一个“开发项目”在当地政府的规划中属于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从人们义无返顾的积极性中我们可以推测，类似的景点和规划其实早已在其他地方蔚然成风。你能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