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2-10-11 18:56　　　来源：

                  日本

    别连科扯下氧气面罩，取下降落伞，由驾驶舱爬到了机翼上。几辆汽车朝他飞驰而来，由车内跳出了手持相机的人。别连科向他们打手势，要他们收起相机，但人们不明白他的意思。

    这时他拔出手枪，朝天连开了数枪。相机立即收藏了起来，有人甚至还取出了胶卷，将其扔向地面。一辆汽车驶近飞机，车内钻出了两个打小白旗的人。其中一个操着蹩脚的俄语请别连科收起手枪，并把手枪和刀具交出来。别连科照办了。

    日本防卫厅特别情报处一官员叙述说：我们让别连科坐进汽车，把他送到了候机楼主任办公室。很快。我们的一位俄语讲得不错的工作人员来了，他自称是日本外交部人员，但别连科明白，站在他面前的是情报官员。飞行员递上了便条。
    
    我们问俄罗斯人：“您偏离航线了？”

    “不，我是有意飞到这里来的。我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请把飞机盖好，派人保护起来。我要立即同美国人取得联系。”

    “好的，跟我们来。”

    别连科被带到了走廊上，那里聚集了一群记者和看热闹的人。为了遮人耳目，别连科用上衣遮住了睑，仅留下了一条缝隙看地面。随后我们就把他带到机场宾馆，安排他住进了有两名保卫人员监视的房间。此外还留两人在房间外面守卫。不久就有人给别连科送来了衣服、鞋子和午餐，可他想要啤酒，但遭到了拒绝。
   
   “根据可以理解的情况，我们暂不能向您提供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忍耐一下吧，一切都会有的。”

    别连科休息了一会儿后，我们请他详细讲述飞行的细节和目的，他高兴地满足了我们的请求。但同时也要求我们把降落伞和飞行服扔进大海，以“造成飞机坠海的假象”。

    我们的代表拒绝了这样做。他告诉别连科，俄国人已知道他在日本，且要求返还驾驶员和飞机......
  
    当天，日本政府的工作人员试图向苏联驻日大使得米特里·波良斯基转交米格-25飞机驾驶员书写的声明：“兹证明本人，维克多·依万诺维奇·别连科不愿返回苏联，希望得到允许在美国定居。该决定由本人自愿做出，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维克多·别连科。”

    大使断然拒绝接受这一文件。就在这天，莫斯科指控东京向似乎偏离航线的苏联飞行员提供了麻醉剂。苏联外交部向日本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立即交出驾驶员和飞机。

    翌日，别连科被送往东京。行前，为找着一身合体的西服更换而花了很长时间。早晨，宾馆附近聚集了一群记者。特别机构的官员决定从楼房不为人注目的侧门将飞行员带出。记者识破了这一手腕，安全人员好不容易才把别连科推进了汽车，然后开足马力驶离院子。记者们却穷追不舍。情报机构对事态的这一发展早有所料，在一个十字路口，另有6部一模一样的汽车正在等候载有别连科的汽车。这些汽车眨眼工夫混在了一起，行驶了若干时间后，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分
道扬镜，向4个方向驶去……

    别连科乘坐的汽车终于来到郊外垃圾场，一架直升机随即降下，一分钟后它又升入空中，并向南面的空军基地飞去。

    别连科在那里换乘了军用运输机，大约40分钟后降落在了东京机场。他被送往海军基地大楼，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正在那里等候。他说：“我叫吉姆，我代表美国政府。我受权通知您，美国总统将满足您政治避难的要求。手续一旦办妥，我们就飞往美国。”

    然后日本人把别连科送入了监狱，一再致歉说：“这在日本是最安全的场所......

    在牢房，别连科享受了特别提供的膳食和饮料，甚至还得到了啤酒。次日清晨，日本按计划演出了一场戏。

    多次同别连科会面的美国记者约翰·巴朗回忆说：日本人向别连科隐瞒了因他违反日本法律将要出庭受审的消息。他被带进了法庭，身着长袍的法官宣读了正式起诉书：“您被起诉违犯了日本法律的4个条款：您非法侵犯了我国领空；没有签证来到了我国；携带有手枪；进行了射击。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

    “是的。”

    “您为什么没有签证？”

    “要是我申请签证，我将终生被监禁。”

    “您为什么把手枪带到了日本？”

    “手枪是我装备的一部分，没有手枪我不会被允许飞行。”

    “您为什么要开枪？”

    “为的是不让有可能损坏飞机的人靠近它。这架飞机非常宝贵。”

    “您是否准备签字，承认在被起诉的这些条款上有罪？”

    “如果您有此要求的话。”

    “我决定，”法官宣布，“这是一个不应惩罚的特殊案例。别怕，我们不打算破坏您的计划……”

    正式程序结束了。法官微笑着握了被告的手，请翻译祝他一切顺利。

    与此同时，苏联当局展开了规模空前的行动来谋求遣返别连科。日本人陷入了困惑之中：这一事件有可能使本已不睦的苏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日本政府举行的秘密会议上，作出了安排别连科同苏联驻日使馆代表会面的决定。叛逃者——别连科接到这一通知时感到局促不安：“要是我拒绝同他见面呢？”

    “那我们就通知苏联代表，说你不愿见他。不过事态的这种转变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日本人认为会面意义非常重大，同时他们也不排除“克格勃代表”有从肉体上消灭叛逃军官的可能。因此，会见厅里组织了预演。3名武装警卫的眼睛将直盯着别连科，另3名紧盯大使馆代表。如会见失败，必要时他们都有权开枪。   

    会见前数小时，别连科已熟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吉姆会见了他，为他“壮了胆”。同别连科告别时，美国人干脆利索地亮出了最有力的王牌：“如您照我们的建议去做，几小时后我们就可飞往美国。机票已订好，一切手续均有效。如您还有什么要求，我们均可满足……”

    日本防卫厅特别情报处官员指出：在预定的时间，苏联驻日使馆一等秘书来到了专门隔开的房间。3名保卫人员占据了“战斗部位”，眼睛直盯着他。之后，别连科在另3名安全人员的陪伴下也走进了房间。别连科盯着双脚，甚至连招呼都没同目已的同胞打。当别连科在15米长的桌子的另一端坐定后，苏联外交官抬起头来说：“我是苏联大使馆代表。您的同志请我们转达，在这对您来说不轻松的时刻他们同您在一起。苏联政府知道，您对发生的事件没有责任。我们清楚，您并非自愿在日本降落的。您偏离了航线，您是迫降的。我们知道，不顾您的抗议，您被投入了监狱，日本人对您施用了麻醉剂。不过，即使假定您犯有错误，我们坚信您也没犯我说的错误。即使犯了这种错误，在此情况下我可以以中央的名义向您保证，您将会受到宽恕。我来此是想帮助您回家的，回到亲爱的妻子、儿子和亲人身边……”

    别连科没让他说完。他站起身来，像先前那样避开外交官的眼睛，嘟嚷道：“我是自愿飞到日本来的……我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不必劝说我……”

    “叛徒！”外交官恶狠狠地大声对他说。“您知道叛徒的下场！我们迟早会把你抓回去的。不论你呆在何处，我们都会找到你！”

    日本情报部门的主要官员显然对案件的这种转折感到满意，他关掉了录音机，微笑着对苏联外交官说：“您可以随意了，我们不再打搅您了。”

    在后间，日本外务省代表对别连科说：“您表现得太好了。”他递给别连科一瓶俄国伏特加酒。别连科提议马上同“日本朋友”喝干它。

    当天深夜，由加强民警勤务班保护的汽车把别连科送到了机场，那里停放着等待起飞的波音-747客机。

    头等舱已为苏联飞行员随行组包下，别连科在日停留期间每天见面的美国人吉姆已等候在那里。飞机起飞后，吉姆拍了一下别连科的肩膀微笑着说：“我们飞走了！现在等待您的是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

    机组人员给叛逃者送来了一瓶俄国伏特加酒，供其消磨时间。别连科有了醉意，话多起来，请示提出更多的问题。当大家都开始打盹后，他给自己斟了半杯酒。他也想睡会儿，却睡不着。后来在审问他时，他承认脑子里老排解不掉苏联大使馆代表“我们迟早会抓到你”这句话。

    后来，在同“美国朋友”坦率交谈时，他这样描述自己横渡太平洋时的心态：“即使不对我起诉——这本身是难以置信的，我回去后又能改变什么呢？什么也改变不了。西方等待我的又是什么？不知道。父亲、母亲、姨妈会不会遭殃？未必。克格勒很容易弄清楚，我们已多年没见面了。柳德米拉和儿子吉玛呢？也不会。她的双亲是相当有影响的人，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那谁会遭殃？天晓得……”
      
                     争吵

     别连科逃往日本那天，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正在巴黎访问。记者们冲着他问：“美国将如何处置苏联叛逃者？”基辛格回答：“美国多半要向他提供政治避难。如果不是这样，你们可以认为我的意见一钱不值。”

    第二天，1976年9月7日，福特总统得知了苏联飞行员的消息，接到了基辛格国务卿巴黎讲话的报告。他说：“应立即向苏联飞行员提供政治避难。”

    这期间，苏联外交部向东京发出了照会，要求立即归还飞行员和战斗机。苏联在日本的谍报人员受命采取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接近飞机。就在别连科飞抵函馆的当天，机场办公室大楼就出现了苏联代表，他自称是“停靠在函馆港进行维修的苏联商船的船员”，请求允许同自己的同胞别连科交谈。

    日本特别机构的工作人员要他立即走开。但机场上很快又出现了3名苏联代表，其中一人自称是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另外两人是苏联民航公司代表。他们申明说，他们受托要把已损坏的飞机运送到苏联船只上。机场主任回答说：“很遗憾，飞机规处在警察的保护下，我无权满足你们的要求。”

    苏联驻日大使得米特里·波良斯基向日本外务省长官宣读了一项声明，语气之严厉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声明断言，别连科是迫降的，指责日方是在“制造谎言”。莫斯科威胁说，如不交还飞行员和飞机，将导致“不良后果”。

    如此强烈的外交压力，日本当局开始动摇了。日本外务省多次向美国国务院发出通报：东京开始“倾向于尽快归还苏联飞机，允许俄国人保留自己的面子”。这些话美国人连听都不愿意听，把飞机运往美国已列入五角大楼的计划。

    美国前国防部长道纳尔特·鲁斯费尔德回忆说：“当时我们需要‘米格”飞机，需要查明它是由何种金属材料制造出来的，试验它在不同状态下的飞行情况，还想将它拆散，然后再复原并飞向天空。”

    华盛顿向日本提出了另一方案：让“米格”机在日本滞留一个月——这段时间对美国人仔细研究该战斗机已经足够了。日本人同意这一方案，条件是：美国人一定要着便装工作，日本专家参与观察。很快，莫斯科从其在美国和日本的谍报人员那里得到密报：一大批美国军事人员已到达函馆，以便拆卸“米格”飞机。苏联驻东京大使向总部报告说：制止对飞机研究的良机再也没有了……

    然而莫斯科对华盛顿的宣传攻势仍在继续。美国国会执行赫尔辛基协议专门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收到了别连科妻子柳德米拉的一封信：她呼吁美国国会议员“重申自己忠于人权的原则”。苏联大使馆高级代表尤利·沃隆佐夫来到美国国务院，要求同别连科进行“相当长时间的会见”。

    莫斯科的苏联外交官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活动。下面是在这里举行的苏联和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的摘录。

    “我们的飞行员并非预先有意飞往日本……当不明身份的人试图接近飞机及为抗议对飞机拍照，他警告性地开了枪，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日本当局对飞行员施用了暴力。送往监狱时，他被戴上了手铐，脑袋上蒙上了某种袋子，然后被推入了汽车座……美日合伙劫持别连科——这是冷酷无情之人的随心所欲行为及对不久前福特总统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的粗暴践踏……”

    但过了数日，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白宫同福特总统会见时，却以完全不同的语气谈起了别连科：

    “我们坚持要求返还飞机，并非因为担心我们的军事秘密会落入他人之手，而是因为飞机被盗了。别连科是窃贼，是叛徒，是刑事罪犯。根据国际法准则，美国有责任将他交出。作为窃取了飞机的刑事犯，他不能要求政治避难。按国际惯例，别连科应被遣送回苏联，并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

    福特皱着眉头听完了葛罗米柯的意见，然后以他不曾有过的生硬态度郑重地说：“别连科是难民，他有一切理由要求避难。美国乐意向他提供在这里生活的机会，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既然这个问题的决定权归美国政府管辖，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勿须再讨论了。”

    听完了这些话，葛罗米柯借口莫斯科有紧急事情要办而拒绝了建议中的午餐。（待续）